为什么犯罪嫌疑人被抓住之后会把自己犯的罪全部招供,而且还把以前犯的罪都招供了呢?

这个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下面我试着分析一下。

一、实力对比原因。现实中,很多涉嫌犯罪的人之前从来都没有受到过刑事处罚,也不知道刑事诉讼的整个流程。在涉嫌犯罪被抓之后,他面对的是公安机关这样专门稽查犯罪的公权力机关,本人的实力和公安机关的实力相对比,几乎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因此会处于比较被动、孤立无援的地步。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可以探视、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接受讯问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但在案件的侦查阶段,无论是近亲属探视、还是辩护律师会见都不是想见就随时可以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个人真的涉嫌犯罪了,就相当于他涉嫌站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对立面,刑法总则中同一切犯罪行为做斗争的原则就会被适用到他身上,这一抽象的原则会以立案、侦查、讯问、强制措施等一系列调查手段具体体现出来。再加上犯罪嫌疑人本人被抓后,尤其是侦查环节,是处在一种相对封闭、严密、秘密的环境中,作为一个个体,他面对着整个国家查处犯罪的公权力和行使公权力的人,这种悬殊之下,将自己此次涉嫌犯罪行为和盘托出,甚至供述之前的犯罪行为都是很正常的事。

二、内心原因。我们前面谈到了力量对比,在这样的力量对比和特殊环境之下,犯罪嫌疑人是很容易产生各种心理波动的。我们在港片中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话将作为呈堂证供……”。香港借鉴的是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在香港犯罪嫌疑人是有沉默权的,但在中国大陆,也就是我们生活的这片热土上,我们是职权主义的司法模式,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也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而是规定对于侦查人员提出的与案件有关的问题必须如实回答。在这样的司法模式和法律规定之下,侦查人员会想尽一切合理且合法的办法让犯罪嫌疑人招供,而如实供述也是法律规定的犯罪嫌疑人的义务,不招供就是拒不认罪,可能会在审判阶段被当做加重处罚的情节。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实际上没有多少选择,如果犯罪嫌疑人配合侦查机关主动交代,认定自首或者坦白一般都没有问题,但如果拒不供述或者避重就轻甚至胡说八道,侦查机关会采取一切合法的方法让其交代。有些犯罪嫌疑人这样的压力下,内心的各种念头纷飞,从刚开始的对抗为主,侥幸等其他心理为辅、逐渐转变为侥幸为主,对抗等其他心理为辅,再转变为顺从为主、对抗、侥幸等心理为辅,案件的真相就在这样的心理转变过程中“挤牙膏”式的一点一点交代出来了。除此之外,在各种内外部压力下,部分犯罪嫌疑人内心的自责、内疚、悔恨、等感受也会在心里交替闪现,在这些心理的支配下,可能会把除此次涉嫌犯罪行为之外的其他以前犯的罪也供出来,不过这种情况一般比较罕见,因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人还是趋利避害的,侦查人员不问的,犯罪嫌疑人一般也不会说。

三、外部原因。

(一)与侦查人员相关的原因。例如负责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侦查人员办案经验丰富,对各类犯罪、各种不同性格特征、有无前科、不同职业、年龄的人适用什么样的讯问技巧都了如指掌,两个甚至多个侦查人员轮番讯问下来,总有突破的时候。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一般不会直接问啥事是不是犯罪嫌疑人干的,而是让他自己说,他说的刚好是人家要问的事,说不定就过关了,要不是,那不就是暴露了犯过的其他罪行了吗,这属于合法的讯问技巧,不是诱供。另外,在抓获犯罪嫌疑人之前,侦查机关一般通过调查取证掌握了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核心证据或者主要证据,这种情况下,即使犯罪嫌疑人抵赖也无济于事,还没有好处,还不如实供述争取坦白情节。

(二)与家属相关的原因。在一些案件中,侦查人员会做涉案人员家属的工作,让家属帮忙规劝,也有一些家属会主动规劝自己的亲人认罪……等等。这些外部原因也是犯罪嫌疑人供述自己涉嫌犯罪的事实甚至供述以前犯过的罪的原因。

(三)案件性质特殊的原因。一些职务犯罪,例如受贿罪、贪污罪。犯罪嫌疑人被监察机关“留置”之后,律师会见也要得到允许,而一般情况下会不会允许呢?呵呵。被“留置”的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孤立无援在一般情况下又比普通刑事案件更明显一些,当然,这也是案件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这种案子要能随便会见,那么所有的职务犯罪案件就没法查了,串供、伪造、毁灭证据、订立攻守同盟、转移资产等各种对办案不利的风险将会成倍增加。对于职务犯罪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要经过允许,本人坚决支持,这些犯罪嫌疑人中经法院判决真正犯了罪的,无疑是整个国家机器上生锈的螺丝钉和人民群众身上的寄生虫。

四、其他原因。历史有时会上演一些悲剧、荒唐的事情。例如聂树斌案的真凶再现。聂树斌是无罪之人,但在侦查阶段也作了有罪供述(代表国家机关的侦查机关有多厉害可想而知,所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太有必要),之后像流水车间一样,聂树斌被检察院审查起诉,被法院以强奸杀人判处死刑,真凶王书金多年后因多次作案被抓后,才主动承认聂树斌的案子是他干的,经过艰难的再审,法院最终还给了已死的聂树斌一个清白。像王书金这样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作案次数又多的人,多承认一起也无所谓,反正都是死刑,还不如把当初被法院冤枉的聂树斌那次犯罪索性也承认了。王书金为何要主动承认这起犯罪,他的真实心理是怎么样的,是为了赎罪,还是通过这种宣泄情绪、报复司法机关,还是纯粹为了好玩等等,或者兼而有之,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类似聂树斌、呼格吉勒图、赵作海这样的冤案,反映出公权力一旦被滥用,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就像韩国电影《辩护人》那样,其结果和对整个社会、公众的伤害恐怖的难以想象,而现在的依法治国理念、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在同犯罪作斗争的同时,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

以上是为了回答的方便才予以分类,而实际中犯罪嫌疑人之所以全部供述自己的罪行,甚至交代以前犯过的罪,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交织在一起的,因每一起案件都有起特殊性,并没有明确的内外等原因的具体阶段划分,也不是所有原因都会出现在每一个案件中,也有些原因我自己也不知道、写不出来。这样的差别也就是理论和实际的差别,理论是有逻辑的、有层次的,但也是相对静止的、有限的,而实际是逻辑和情感混杂的,也是不断变化、无限的。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部分犯罪嫌疑人会全部招供,但有很多惯犯,三进宫的那种,在看守所和监狱里都被培训成反侦查专家了,让这些人全部招供是很有困难的。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